记录可记录的

9月30日是二伯娘诊所结业的日子，当我赶到香港时，诊所已经收拾停当。候诊厅只剩两张长凳，茶几已经撤去，再也找不到茶几上那堆被翻到卷角的八卦杂志；诊疗室里办公桌、折叠式诊疗床还在，床的关节已经不那么灵活，床单也有着岁月的颜色，却依然整洁烫贴；起居室和厨房的电视、冰箱，还有一切或大（床）或小（剪刀）的生活用品一并留下。用螺丝刀拆下门口的招牌，巡视每个角落拉下电源，关门，再去律师楼放下钥匙，二伯娘便从此和这个相伴28年的诊所、蜗居、梦想实现室以及包含着各种可想象意义的处所泾渭分明、两不拖欠。

乘坐吱吱作响的老电梯落到地面，虽然已经入秋，仍能感觉旺角的热浪扑面而来。新世界中心的扇门被行人推得不停开合，每个人都步履匆忙神色严峻，仿佛赶赴有使命感的事情。路面人流如鲫，空中也被各式大小错落的广告牌所占据，其中四块“苑华妇科”的牌子，夜里不再有灯光。

很多人奇怪二伯娘明明是我妈妈的姐姐，怎么我称呼她“伯娘”而非“姑妈”，其实于我，两种称谓皆可。因为我妈妈和她姐姐俩姐妹嫁给了我爸爸和他哥哥俩兄弟，所以我跟男家叫法，称她伯娘。两家原是一条街道上的邻居，现时街道已无迹可寻，就连两家的往事，也模糊莫辨。

1963年，在武汉读医科大学的二伯父、二伯娘放假回广州，我妈妈去接火车，左右等不着，只好独自回家，才发现亲姐姐和火车站里随便一个人一样，又黑又瘦，藏在人群里就连至亲也认不出来。其时经济困难，广东在陶铸领导下仍能较务实地面对，而湖北浮夸之风甚烈，百姓生活更苦。还没出校门的伯父伯娘已经感受到生活之艰。

1964年二人毕业，分配到广西柳州。66年二伯娘怀孕，回广州中山医待产。期间十年动乱肇始，所有医生教授被驱逐，整个医院被红卫兵占领。二伯娘头胎，子宫扩张不足，产期一推再推，红卫兵也无医学常识，只把她丢在一旁不加理会。直至胎儿夭折腹中，红卫兵眼看要出人命，才慌乱找人帮忙。天可见怜，一位医生因为怀孕未受批斗而在家休养，于是赶忙请来，医生挺着大肚子上手术台，才把死婴取出，救回二伯娘一命。二伯娘几乎从不看书读报，但她对《活着》印象深刻，因为当中主人公的经历竟可在现实中找到投影，而投影所在，恰恰是自身。由是观之，有多少命运多厄者同遭此难而没被记录或转述？用空洞庞大的华衣去掩盖个体的不幸，一直如此。

医院意识到这是一起严重的医疗事故，因而二伯娘得以疗养数月，才回到广西。那时基层医生甚少，伯父伯娘分赴各地农村，一者增强基层医疗力量，二者“教导”农民如何耕种。他们先从大队干部处学习耕种知识，再下放到农田里“教导”农民。农民淳朴，没有苛求这群鸡手鸭脚的“老师”，双方倒也相处融洽。又蒙组织关怀，夫妻一年有12天共处时间。68年二伯娘再次怀孕，但由于农活不断，最终小产。

70年二伯娘又怀上了，回到广州中山医护理，院方翻看病历发现当年的医疗事故，于是在病床上写上“宝贵婴儿”四字。从此院方检查不断，也算事事平安。临盆时，院方建议针灸麻醉，二伯娘也是医生，知道针灸不起效，要求上麻药，院方担心婴儿而只上小剂量麻药……总之，堂姐就这样出生了。而“宝贵婴儿”的妈妈所受到的特殊待遇，是允许在产后十天才出院。

及后几年，堂哥也出生了。那时虽然全国还比较困难，但一家两个医生已经能过上不错的生活。由于需要轮流值夜班，两人请了保姆照看孩子（当然是经过组织批准的，否则就是资产阶级），还住着两室一厅的宽阔房子，生活虽不富足却也舒适，直到爷爷的一封信到来。爷爷出身商贾之家，颇有财资，在香港也经营着生意，文革时自然受冲击。爷爷散去广州之家财以求平安，再加上衷心拥护共产党，于是文革后为表补偿，政协、统战部一线允许我族派一家到香港经营原来生意。大儿子早夭，机会自然落到二伯父一家头上。由于二伯父一家过得安稳，也有受人尊敬的职业，所以赴港的热情并不高。而且数下来的弟妹都是正牌大学毕业，前途光明，于是他们想把名额让给刚从农村回来正当着苦力的我父母（当然我妈和二伯娘的姐妹关系也应起了作用），但别的弟妹觉得若二哥不去，则应按辈分排队，轮不上排第五的父亲去。爷爷一封信发到广西让其决断，当日两人坐上货车颠簸回广州（还记得《云水谣》的镜头吗？），答复爷爷决定去香港。

既然带着“去香港做生意”的使命而去，又占据了家族唯一的名额，那为留在大陆并不富裕的亲戚带来实惠就成了必然责任。现时去香港不过挥手即到的事情，但谁又能想象30年前的闭塞和隔膜，以及由此带来的欲望是何等的强烈和粗暴。虽说爷爷在香港有生意，但十年人事，其财资又剩几何？更何况，叔父辈能让一个未见过生意场的大陆仔担任公司要职吗？二伯父初到香港月薪1800，四口之家入不敷出，而大陆的亲戚却等待着甘霖止渴。初到香港一家无片瓦遮头，只好寄居在伯公家，在人家厅里划出一小块搭个小房栖身，连走去房门也需跨床而去，无半点空余。偏偏伯公哮喘严重，每到夜里咳嗽不断，堂姐到香港的第一晚，听着彻夜咳嗽声，一下从7岁变成17岁。

“事业”无从施展，寄人篱下也不是长久之计，二伯父一家辗转澳门，爷爷凭关系请何贤、马万祺出面，帮二人获得西医执照（注：二伯娘口述，未经证实），之后又托叔父辈面子在港督府外觅得一处，二人的诊所终于挂牌开业。如此腾挪人情，又耗去爷爷不少钱财。可惜港督府外非富则贵，谁会来帮趁这两个毫无社会资源的年轻医生？家里见花去大笔金钱仍无回报，双方关系更趋恶劣。

直到诊所迁至旺角，于街市琐碎中扎下根来，事情才算上了轨道。二伯娘很少谈及她的工作，估计是担心不见容于主流社会，而我觉得她的工作就算称不上崇高，也有其意义和体贴。旺角是三教九流聚集之地，而二伯娘开的是妇科，自然少不了性工作者和想堕胎的少女来求诊，近年还多了到香港生孩子的内地妈妈。我无意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去为二伯娘的工作辩解，只知道人该有怜悯之心，对弱势社群尤应如此。当染病的性工作者被迫尽早开工时，生性泼辣的二伯娘会指着黑社会大佬的鼻子大骂；当失魂落魄的少女妈妈哭着求助时，她又会象一个母亲那样絮絮叨叨，让她们的心烫贴下来。28年的执业经验，使得她什么人都见过，特别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一己之力撑起整个诊所，以泼辣倔强又好心肠应付各路人马，难道不值得记一记？

及后父亲和二伯父因同一疾病相继离世，别的弟妹也有机会到香港打拼生活，亲自品尝到个中味道，而且大家也逐渐老去，再加上儿女们也算出息，各家不再为柴米计，大家的关系才逐渐融洽起来。二伯娘也年逾七旬，众人劝她退休也有四五年，而做母亲的总为儿女担心，又惦记着太古的房子的供款，她就算精力大不如前，仍不肯退休。直到隔壁旅店以相宜价格收购她的诊所，后顾无忧了，二伯娘才同意退休。从启动到签字不过个把月时间，就把28年的诊所清脆了断。

既然明天已无工可开，倔强的二伯娘顺从地被我们拉到露天酒吧饮野。太古的环境气派幽雅，在电讯盈科外的酒吧，一群朋友轻松地用英文聊着（堂姐的先生是鬼佬），而二伯娘和妈妈耐心地坐在旁边，端着她们没见过的饮料，乐滋滋地看着儿女们聊着她们听不懂的话。我们正商量着一年中该把二伯娘如何安置在美国、澳洲、新加坡、广州和香港。尽管还没征得她同意，但父母为孩子操劳一生，也是时候把手交付给儿女，好好享受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堂姐的BB明年四月出生，我期待着。

后记

记下这段文字，也就记下一些隐私，很可能还包含一些不尽不实之处，但随着长辈日渐变老，是时候作一些记录了。

记下这段文字，是因为长辈们值得被记录。老一辈总是对曾经的苦难忌讳莫深，这也成为他们与后辈的隔膜。正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太多波折，所以才强烈希望后辈能按照惯常的幸福模式生活，而我相信，这种来源于爱的信念，使得长辈们最终能接受后辈一些超越他们想法的举动，或许不能理解，但始终会包容。

记下这段文字，是因为我们需要从中获得感悟。如果未曾真切地了解长辈的苦难，就不容易有足够的理解力去爱和呵护。比如知道二伯娘怀孩子的坎坷，就懂得爱惜所爱之人吧。

这时候，我需要更多的勇气和决断，希望因爱而生的成熟可达。

中国有部章回小说叫《三国演义》，里面一些高手忠肝义胆本领不俗，却从来只能站在镜头边上，在伟大人物的背后露个脑袋。例如周仓，力大无穷武功了得，却只配给关二哥扛刀牵马。在第七十七回《玉泉山关公显圣 洛阳城曹操感神》里，仅仅十数字“忽报吴兵在城下，将关公父子首级招安。周仓大惊，急登城视之，果关公父子首级也。周仓自刎而亡”，就将武指85的好汉给埋汰了。有谁还记得，就在三回前的七十四回《庞令明抬榇决死战 关云长放水淹七军》，周仓顶翻数十人不能近身的庞德，活生生将其提上岸的骁勇？

西人有部章回小说叫Formula 1，里面一些人物风驰电掣阅历丰富，却鲜有喷洒香槟的礼遇，就算有，也多只能对站在最高领奖台穿红衣服的德国佬表示祝贺。这活干得最多的自然是Barrichello。仿佛老巴理应受委屈似的，人们总喋喋不休地说到02年奥地利站最后100米，老巴极不情愿地听从车队指令让出赛道，让Schumacher象个小偷一样跑到前面，而忽略同年的美国站，车王也投桃报李一把，恭身把老巴抬上冠军宝座。

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同时也是势利的。成王败寇，大家只选择记得最牛的那个，而有意无意地把牛人身边的人压低一点，好显牛人高大。很不幸，周仓和老巴被选中了，而他们的最大罪恶，不过是比牛人矮了那么一点点，就被群众认定有云泥之别。从2000年到2005年，老巴为车王左遮右挡坚壁清野，Ferrari王朝的功勋章有车王一半也有老巴的一半。我至今为老巴鸣不平的是人们认为他以失败者的姿态离开Ferrari。是，05年的38分排第8是历史最低，但不要忘记在车王退役前的2年，Ferrari怎么被人家欺负得抬不起头来，而欺负他们的，不过是一支换了日本轮胎就跑得和自行车一样慢的Renault。儿女情长英雄气短，Ferrari沉沦的两年，怎么能把屎盘扣到老巴一人的头上也么哥？

老巴在年轻的Honda再上岗。按说从Ferrari下来的人，就象从中央退到地方的官员一样，余威尤在，混个第一车手没有问题，但老巴却没象Alonso和Hamilton为争一口奶拼个鼻青脸肿，而是和Button排排坐吃果果。那两年英国浪子的风头实在健，以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勇气屡屡把豪门拉下马，尤其在06年澳洲站，杆位发车的巴顿望着格子旗爆缸，更悲情得象首史诗。同年，巴顿在匈牙利夺得Honda首冠，H系的公司激动得在早会上通报此事。而此时的老巴，仍端着他农民般老实的老脸躲在一旁沉默不语。平心而论，93年进入F1的老巴不算是天分很高的车手，但如果没有这些老黄牛陪衬，F1该有多枯燥啊。他在伊斯坦布尔破记录的257场，不该只在头盔上印刷个数字就了结的，F1应该给予老巴更高的褒奖才对。

老巴不是金子，但他总会发光的。当人们谈论Hamilton能否在银石为英国人夺冠时，没人能想到老巴要发一回少年狂。大雨让F1变成了水上游乐园，但老巴的继任者Massa一次次表演激流冲浪时，Honda疯狂地赌了一把：让两巴同时进站换大雨胎。之后神话就上演了。老巴在赛道上见神杀神遇佛弑佛，以每圈4秒多的不讲理优势疯狂赶到第2位。谁能想到一辆连广告也没有的Honda能做到这点？虽然心怀天下地做着earthdream的好梦，但它早就有心杀敌无力回天，08年几站过后，大家都在想到底Honda和Indian Power谁能先拿到分。当老巴斩瓜切菜地超车，所有的怀疑都不存在了，要是谁敢在这时打开他的护目镜，我敢打赌，你看到的不是老巴，而是他巴西老乡Senna杀得性起的双眼！

事后媒体为疯狂的老巴惋惜：如果不是最后一次进站Honda的失误，老巴能守住第2位，而不至于掉落第3。让我们原谅和忘记这次失误吧，这次奇迹的作用不是让老巴第10次拿到冠军，而是使他可以象美国粗人巴顿(Patton)一样，老了后对孙子说：你爷爷年轻时一直撵着德国佬的屁股跑，直到他跑不动了，爷爷还能登上领奖台。

（注：此文完成于英国银石站后，由于去了Ferrari老巢9天，现在才帖出。昨晚的德国站排位赛，老巴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了，小巴排第二轮倒数第2位，Honda还是慢啊）

必须承认，我向来对韩国的印象非常负面。如果说论证出太史公是韩国人、高句丽的版图涵盖了蒙古草原和黄河流域是少数学者所为，那么每次WTO会议、粮食贸易协议时，总有一小撮成千上万不明真相的韩国农民跳出来打砸烧，甚至切手指玩自焚，则这种规律性的群体活动更能体现其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和反对自由贸易、高筑贸易壁垒的做法（韩国自产牛肉的价格是美国进口的6倍），与我“世界公民”和鼓励市场竞争的理念相去甚远，尤其以种群为价值判断依据的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更是我厌恶的，所以我对韩国的印象实在好不到哪里去。

前几天被告之有家韩国汽车设计公司来访，就有不见的念头。中国一线的汽车合资厂我几乎走遍了，感觉上，就数北京H社的外方技术最保守（而且我至今未能参透它AF单线数百流动数、却只有2个工艺标高的因由，郁闷）。对于技术保守的群体，有什么可谈的呢？但既然各专业都得派代表，也就去吧。现在的汽车设计公司已颇具规模，不但可设计产品（即汽车），还可以指导建立与产品相适应的工艺体制，甚至连物理层的厂房、设备都可设计。总之一句话：你不懂汽车、甚至没见过汽车都没关系，只要你有足够的钱，它们就能帮你建立产品和生产线（还记得空调厂做汽车的事么？）。这家韩国公司的前期情报收集做得颇好，他们没有花多少时间在产品开发上，而把重点放在工艺体系的建立上。之前我所接触工艺，都是制造领域的，从未上溯到产品开发的工艺验证。项目进展至今，我们自然意识到并已开展前期工艺验证，但只是想到哪点做哪点，当韩国阿伯把整个体系摊开，既能以大眼光看待汽车制造，又能对每个细节都了然于胸时，我被他雷倒了，彻底佩服。

韩国阿伯很谦虚，说他这个世界二流车厂出身的人，给我们这些出身世界一流车厂（H社、T社）的人讲授汽车制造工艺，总有点战战兢兢。但我总觉得他有点使坏：他清楚我们只是制造工场出身，没有研发经验，他却用研发阶段的工艺体系把我们雷住后，再来谦虚一把，那就狡猾狡猾了。须知他展示的是自立化的必由之路，怎么能叫人不心痒？这个阿伯是个技术狂人，当年为了研发新车，3年没回家（他家离公司就1小时），得过韩国总统奖。更重要的是，他不保守，在他心目中，可交流、不可交流之人的区分一定比韩国人、外国人的区分更清晰。虽说我也清楚对国家、种群难免有定性印象，但对于接触个体时，心态须持平，才不至于狭隘和虚妄。道理如此，却总要让韩国阿伯上一课，才能体会这个道理的清新贴近。不见韩国公司的偏见，消散无踪了吧。

回想起自己在汽车业的工作经历，分为4个层次：

1、24万体改。和供应商谈判，参与改造工程。技术性含量并不高，只是对工业化建设有了印象和感性认识，懂得处理日常业务，或者通俗地说：在这个圈子里混个脸熟。

2、ZCF建设。从一片菜地建设一个现代化工厂，虽然外方已经确定规划和车型，但毕竟新厂建设的工作都经历过，该抓哪味药总算记下来了，不再是拍脑袋开药方的黄绿医生。而且，初步掌握了在AF汽车装配（不敢说汽车制造，与PR/WE/PA的技术活比起来，AF那点手工活只敢说是装配）中最核心的底盘装配技术。这确实要感谢Suzuyoshi San，如果不是这老头带我踢开保密室的大门，在众人目瞪口呆下翻出车体图纸教我如何查阅，我至今仍不懂如何从图纸中提取出有效的规格信息。后来的升旗事件，我知道我、老头和H社的缘分到了，结果果然如此。伤心事，不提也罢。

3、2PX导入。对于这款新车型，我已不满足于外方把解决方案扔给我，我再把方案扔给供应商这样的二道贩子角色，我已经从车体规格入手，尝试自行制定解决方案。当然，消化理解外方的方案仍是重点。当我连续个把月看外方图纸到凌晨两点后，我知道，在底盘装配这一块，我毕业了。由于整个制造领域的工艺、物流、工时、质量、设备等要素都是为车体服务的，所以通过了解上位车体规格，我对下位的制造领域各要素都有了了解，明白它们相互间的衔接关系，能系统地看待制造领域。这并不是说我对各要素都有深入认识，而是掌握了它们间的脉络。以前我曾这么比喻：我掌握了元素周期表，尽管我未能深入了解每个元素，甚至未能见过每个元素，但我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知道落在某个位置的元素的属性，也不会把A元素和C元素连在一起，因为它们之间还有个B元素。

4、某项目。由于产品和工艺都是自行开发，所以这才是完整意义的制造链。除了制造领域的要素外，还要注意制造对设计的约束，参与前期的产品同步开发工程。也只有在这个平台上，才会碰得上韩国阿伯这样的人物。

以上4个层次，只有更上一层楼者，才能体会里面的分野之大。若无技术作后盾，则解决问题的方法无外乎比谁职位高、嘴巴大、老脸熟，再加上那些只知其然的经验吧。在这样的氛围下工作，毫无乐趣可言。现时的某项目，就象这个国家的缩影：一方面它充斥着一大堆不学无术的烂人（不少还把持高位），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的作用，使许多世界顶尖的公司、技术轮番在你面前展示，使有心者的水平突飞猛进（发达国家的汽车业从业员可能一辈子也摊不上一回走完完整的制造链）。而且我仔细想过，即便遇到关乎产业存亡的压力，那些烂人也不会通过退出机制排出企业。所以，在最烂的和最顶尖之间选择、确定职业方向，确实很难，也很痛。

前几晚吃饭时看新闻报导，在尼泊尔的ZD分子示威，警察维持秩序云云，画面内全是十来二十岁的青年。老妈气愤地说：“你看你看，全是一帮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他们根本不知道以前西藏是什么样子，现在就跳出来闹独立。没有中央的支持，西藏哪有今天啊？”

我不清楚那群小伙是否了解以前的西藏是怎么样的——他们多半认为是绿草如茵牧歌遍野的世外桃源吧，就象我们很多人认为是几十岁的党母亲奶大了几千岁的祖国儿子一样——但对于老妈“没有中央就没有西藏今天”的判断我是承认的，所以她的话我基本赞同。如果要解释，物质的丰盛不一定带来人心依归，更不可认为有物质的赠与就使权利的剥夺成为正义，还需了解软暴力的破坏不亚于枪械，那就太复杂了，会倒了老妈的胃口，还是不说的好。当然，这些都只是示威的原因，而不是独立的理由。

昨晚吃饭，新闻又报导，还是尼泊尔，前国王离开皇宫，一群帝制支持者在皇宫门口又哭又喊试图留住国王。这回调了个个，聚集的全是上了年纪的阿婆阿公。我就学着老妈的口吻说：“你看你看，全是一群老得快动不了的老家伙，他们根本不知道现在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了，现在跳出来闹保皇，都什么年代了！没有民主制，尼泊尔哪能发展啊！”

镜头说话，再加上我之前向老妈介绍过这国王是个什么货，老妈只是很有风度地大笑，没有回应。

从什么时候开始，缅怀校园的文字被这群奔四的老流氓垄断？看完冯唐的《北京，北京》后，我厌倦了这群名成利就的社会中坚欺骗我感情的把戏，决意和老流氓的校园文学say good bye。但当煽情的火炬交到了老六手上，且只需十来块就可送货上门时，我不争气地按下购买键。我疑惑为什么网络上对《闪开》吉光片羽的介绍就能让我心动，合上书合上眼睛后我逐渐明白，我仍摆脱不了对某个场的回忆，而那些书成为通道。老六要比医学博士地道得多，他不会用太虚幻境去忽悠青年读者，而是结结实实地把学生年代的事情记录下来，这让我窘得象蹲在派出所墙角里的小开，自己做过的事一桩桩一件件被坐实，无从开脱，只能羞愧地低下头。

金头是我们宿舍最害羞的一个，大学四年没碰过女孩一根汗毛，而在前天他的婚宴上，这厮已经化羽成仙，拉着七个月身孕的漂亮老婆接受众人祝福和妒忌。全体舍友给金头敬酒，满上、再满上，漂亮老婆挺肚皮而出不让他喝，哥几个说：他和我们睡的时间比跟你睡的时间还长。金头一听，自动自觉走满一杯，然后挨个拥抱。新娘子，得罪了，以后金头全是你的，但看在他总把裤头扔我们床铺的份上，这杯得走干净。回到座位，强哥又在绘声绘色地描述不知哪里听来的段子：“司机把车停在山路中间就去吃饭了，后面的车过不去，在拼命按喇叭。司机不理，只管吃饭。饭后回来刚打着车，地震就来了，轰隆隆石头就把后面排队的车全埋住，好惨啊！”这厮从入学就象个娘们一样爱宣扬来路不明的小概率事件，以显示其见多识广，没点理科生风范。最令人抓狂的是，在大家守在宿舍电脑前展开科普教育时，这厮居然躲在蚊帐里啃D版《海蒂性学报告》。什么人嘛？！蹊跷的是，尽管哥们烦他，却从来都把他当作兄弟，一面打击他的矫情一面增进彼此间的交情。这么蹊跷的事也只能在校园内发生，放职场上，早砸死丫的。

酒会在毕业前夕尤多。有一江西老表，平时斯文淡定波澜不惊，但架不住孔府家酒的醇良和兄弟们的怂恿，在酒桌上坦白了对隔壁系的某老乡的相思之情。哥们当即敲定谁去买花谁去买蜡烛谁去堵她晚自修的路，当天晚上就把事给办了！就在大伙兴冲冲地走在校道时，迎面俩人手拉手走来，巧了去了居然是那女孩和一研究生（原来大家都以为她单身）。一盘冷水把这群冒着酒气的流氓浇个透，哥们冲上去要扁那研究生，老表不知从哪来的力气，把众人死死抱住……后来，那天晚上怎么收拾就记不清了，多半再去豪醉一场；再后来，毕业时各自归家，老表跑去帮女孩收拾停当，亲自护送女孩回江西，完壁交给她父母。那时我发现，理科男生粗糙的外表下，个个内心温润如玉。

大学的爱情多半象江西老表那样没开头没结局，如果让我写本小说，我得这样安排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在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只要给主人公一辆自行车，他就敢浪迹天涯。不知为什么，男女主人公就相爱了（为什么？能问为什么的还叫爱情小说吗？！），他们流连过画展、踏青过郊野、预支着爱情的各样幸福。

女生脉脉地对男生说：U r my guide.

男生却听成：U r my guy. 心里郁闷得不行。后来醒悟，但仍然沉默——男生可以提供热情和快乐，而方向，那是男人才担得起的事。纵然对未来有憧憬，但此时的承诺未免虚幻。何况，他还没找到自己的方向呢。

到毕业，自然要分手。因为他们都心比天高，觉得有无数个可能在后面等着他们；而且，他们需要一个仪式让这份爱情永远保鲜，分手当然是最佳选择。自此两地无书音信隔绝。直到一场大灾难降临，他们约定要见面，不为其他，只为一见。在宽敞的房子里，他们聊桃木的梳子、马来西亚的high way以及其他有一搭没一搭的话题。微风吹来，女生抬头望远处青山倚黛，把垂下的短发拢回耳际，也拢住了话语。男生的能力早以担得起责任，但他和当年一样，对于未来无所方向。

一天上网查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网页，好象是有人参加反复窗帘动员会的感想，很傻很反动，我赶紧把它转载了。

我从没想过自己够格参加反复窗帘动员会，也没想到我们项目居然能劳动市饭汤局局座来讲课，更没想到饭汤局局座开首就问我们有否看过锵锵三人行程益中当嘉宾的那期——坦白说，我能坚持听完3小时的讲座，有赖于局座的开场白——可惜在座的学员多半不知程益中，也已淡忘SARS、孙志刚中的南都，更无论《在恐怖和谎言中坚持常识》，白白浪费了局座的好开场。

局座并没有讨论那期节目的主题（新闻自由），而是强调了节目开始时程益中的一句话：“最后国法没把我怎么样，倒是用家法处理了。” 局座引述这句话时，带着有风度的微笑，而节目中程、梁、窦三人也是笑的。所不同是的，三人是对家法无奈的苦笑，而局座则是胜利者的沾沾自喜。局座确实有高兴的资本，因为她在办程案时，遵循着法律和规章，严守“过程正义”，既然无章程显示那10万元是应发奖金，那解释权在手的人又何需客套？

事情过去数年，细节无须重复，我当时只有一个疑问：在分配制度尚未完善的现在，当事人如何判别收入是否合法，是否有相关的指引？很快，局座后续的发言就打消了我的疑问。“不要说那些钱都是惯例、行规，也不要说人人都这样拿，只要我看准了你，那你就有麻烦。”“我桌上的检举信多了去了，你也不要问我为什么要查谁而不查谁，反正如果你被查了，那你就自认倒霉吧。”当有同事直接提问“怎么判别收入的合法性”时，局座这样回答：“我们很容易就知道你拿了没拿，手段非常多，但不能告诉你。在大陆，甚至在香港，我们要知道的事情，一定会知道，没有难度。”

我恍然大悟，原来反复窗帘活动中，制度的建设和法律的完善根本不重要——或者说他们不屑于把精力放在这方面——对解释权的垄断、无限制的监视和系统的暴力才是活动的要素。局座句句都是大实话，在这个只有帮派、没有立场的圈子里，发生任何事，都只能“自认倒霉”。最后，书记总结：同志们，组织处处留意你们，其实是为了你们好，防止那些不好的东西接触你们，防止你们犯错误。组织这样做，是在保护你们。

我突然想起苏联的伟大同志是怎么拍着别人的肩膀说：“别担心，老大哥来保护你。”我顿时感到一股暖洋洋的安全感盈溢在四周，慢慢地上升，由脚至腰再到颈，最后漫过鼻孔，直至没顶。

http://vip.rongshuxia.com/rss/bbs_viewart_1.rs?bid=108762&aid=7110

在香港榆林书店看到这本书时，忍不住一阵欢喜——看完《甘地与印度》后，我就曾很文艺地问：“现代印度的宏图难道可以在他的手工纺车中编织出来？”（http://bingoyxc.spaces.live.com/blog/cns!AD5F65B01077A463!378.entry）《告别甘地》一书或许能提供答案——有什么比疑难得到解答、好奇心得到满足更让人高兴的呢？

对于描述外国国情的作品，我总有个固执的想法：西方人都是感情和想象过于丰富的马可波罗，他们就连拜见总统也活泼得象田野考察，会把凉茶铺里的话痨当成政府发言人，会将看到的所有事物都塞到游记里，并且自信满满地认为这就是那个国家的全貌；而中国人则是蹩足的人类学家，从一开始就主题先行，沉迷于抽象的统计数字、社会结构、文化影响等宏大观点，再用中国的尺度量度之，最后总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化外蛮夷，怎可与我天朝大国相比？”前者可以看到社会的一个个切面，但缺乏总体的把握；后者则不见“人”的存在，甚至缺乏深入的信息，只有预设的至善模式。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偏见来读这本书的。

《告》确实延续了西方人习惯的微观切片的视觉，记者出身的作者走访了印度多个地区，大篇幅记录人和事的本貌，自己的评论只占较少部分，这样很好。从书中可以看到各种矛盾：长年军事管制（东北4邦）、贪污盛行和民主建制并存，大面积赤贫文盲和世界顶尖软件园地比邻，对甘地的普遍崇拜与种姓歧视、暴力冲突共生……我想，在那些背负着数千年文明的古国上，出现任何难以想象的矛盾都已经不再希奇，稀缺的是解决的方法。读书带来的疑问远比答案多，若说《告》给我的答案，那就是证实了我对甘地和现代印度之间的猜想：甘地是道德和精神的感召者，但对现代国家的建设，正如书中描述，甘地始终致力于原始的“农村同盟”，而对现代国家的制度架构建树甚少。吊诡的是，正是因为甘地所倡导的愿景肯定不容于当今世界，使得仅仅逝世半个世纪的他和现在拉开了足够大的距离，而这正迎合了构成道德偶像所必须的距离感。

《甘地与印度》和《告别甘地》都是很好的了解印度的入门书。有趣的是，它们都以甘地为题，这有点象现今许多的印度政客，他们早已抛弃甘地的信念，但仍然号称自己是甘地的信徒。无论怎么去评价甘地，但只要一提到印度，就谁也绕不开他。或许这就叫伟大吧。我也不能抱怨这两本入门书提供的信息太少，因为更深入的脉络了解显然不是这种游记式介绍可胜任的，这需要更专业的书籍。那除了怨自己所知太少，还能有别的理由吗？认识自己所知有限，并且努力了解对方，这样愚昧和盲目自大或许会少一点吧。真希望烧荷兰国旗的人也如此。

无论在电视里还是照片上，沈老都咧开一丛小胡子下的嘴，双眼眯成一条线，呆呆地望着镜头，一脸的坏笑。这种形象的代表有少林寺藏经阁里的扫地僧，掌管油尖旺地下产业却在街角摆报纸摊的龙头大佬，或者通晓天文地理却躲在深山渔樵耕读的隐士，总之，一切身怀绝技又深藏不露的主。

沈老就是这样的人。翻开他的简历，上面写着：“1931年9月26日出生，在上海租界工部局所办的学校受中小学教育。1949至1951年初在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肄业。1951年考取人民出版社校对员，后任社长秘书、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到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后发起创办《万象》。”这份简历无论投哪个人材市场，都有点欺负人的味道——这么强，还让别人玩么？

稍微文青的人都清楚三联和《读书》的分量，《万象》的名号虽没前二者响，但也是海派文艺的代表作（《万象》真的是99年才创刊吗？我怎么老记得更早几年已经买过呢？自己记错是必然了，可惜找不回那两册老《万象》）。沈老闻达于出版界不假，但从未捅过象《冰点》李大同那么大的动静。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沈老过人的道行和谋略。沈老一生以研究马列立学，思想却开阔进步，在《读书》创刊号就刊出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自然受到有关部门的特别关照，但沈老轻巧腾挪，勇于认错绝不改过，从而保留了开风气之初的一块园地。对比其他铮铮热血的同道，沈老的狡猾和雅痞使其能更长久地发挥自己的能量，也能留下这本关于出版的轻松小文集，还有他著名的20字方针：“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

电影《侏罗纪公园》有一片段：园主告诉男主角，园内所有恐龙都是母的，不必担心它们繁殖。但他忽略了当初修补恐龙的DNA链时，把一种青蛙的DNA片段嵌入其中，而这种青蛙具有雌雄互变的能力。当男主角在野外发现已经孵化的恐龙蛋时，意味深长地说：“生命会自找出路的。”这是我看过的所有娱乐片里最具哲理的一句话。

“生命会自找出路的。”沈老就是用轻松诠释着这个哲理。

从早上8点回到办公室，我就打开邮箱在等待。自灾难发生以来，我等到的从来只有指令和错愕，而此刻我等待一个安慰。上次要求第二次捐款的邮件仍未删除，我希望再来一封邮件，它强令我今天14:28放下手上的工作，进行默哀。哪怕是硬邦邦的行政指令也好，尽快的加诸我身。

首次捐款虽然简单得有点粗暴，但也算是体制内的惯常运作方式吧，那第二次捐款如何解释呢？捐款数额多寡是其次的，发自内心的爱怜、守望相助的温暖才是捐款的本意，这些都被因攀比而进行的二次捐款撕扯尽矣。我不知道这种人心的扭曲何时才是尽头。

对于一个酷爱自由的人来说，默哀的理由不是出于内心哀恸，而是希望行政的指令，已经是件难以忍受的事，但我仍然如此希望。因为我作着最后的假想：他们并非只懂得奉迎上级和数字而缺乏爱心，他们只是在体制内太长时间，而忘记了一个人最自然表达情感的方式，非要以行政指令的许可、安排才能去表达。在他们心中，捐款和默哀同等重要（哪怕都是任务也好），所以他们仍不会忘记发出指令，要求大家默哀。他们不会忘记、忽略、无视这个举动——吧？

9点，没有邮件。

10点，没有邮件。

11点、12点、1点，没有邮件。

下午2点28分，喇叭、防空笛齐鸣，我们自发用最深的静默，来寄托哀思的万一。在静默里，他们能听到我们内心的声音吗？

我终于没有收到那封邮件，但我仍然等待。我等待一个人性得以舒展、孩童可以天真、陌生人无须猜忌的社会，它不由狭隘偏激对立而达到，而由静默交流理解而建成。以爱为名。

P.S. 昨天（20号）下午收到邮件，公司要求第三次捐款。此刻我已没有愤怒，我接受了：既然身处国企，那就已经把部分权利让渡给威权，或许自己平时还享受着体制外享受不到的福利呢。体制内的公平无从谈起，这里最大的公平，就是用一个不公平去弥补另一个不公平。

昨天在公司捐款，过程非常利索。来一人：“捐款，至少一百。”于是一百。

任务完成，觉得一百过于微薄，于是把南都上的红十字会帐号记在手机里，下班后直奔工行存折机，照手机记录在上面连按三次红十帐号，均说帐号错误，纳闷。不死心，翻出南都，输入报纸上的帐号，仍错误。还不死心，跑去问值班保安，才知道不能通过存折机捐款，必须在银行上班时间去柜台人工操作。怒，无奈，回家。仍不死心，把存折和卡交给老妈，让她今天去捐。

老妈今天到银行，问保安在哪里捐款。保安见来一老太太，指老妈到一透明小箱子前。箱子里装的全是五毛一元的，老妈一看就愣了，幸好没把存折往里扔。保安这才觉察到这老太太不是来扔零钞的，旁边一西装男甲也觉察到了，上来问老妈：阿婆，你用现金捐还是其他方式啊？

妈：我用存折捐啊。

甲：明白啦，阿婆先来这边填份表吧。

老妈在旁边填表时，一西装男乙从后面拍老妈肩膀说：“阿婆，来捐款啊？你真有心啊！”老妈一回头，不认识，心想：你边水啊？不要耽误我填表。西装男乙这时就对着一众银行职员喊：“都听好了，用最快的速度帮阿婆办理捐款！”老妈想：成，摊上一领导了。于是一众职员来侍侯老妈填表。填表完毕，但工作人员发现老妈在小写的数字后加了个“元”字，不合规范，重填。就在老妈填第二次表的时候，西装男乙从办公室出来，发现手续还没办完，冲那帮职员呱呱呱呱又一轮，于是大家手把手儿帮老妈把表填完。填完表后，甲男带老妈上二楼VIP区交钱，两分钟后搞掂落楼。

在大堂，老妈对乙男说：“不是我捐的，是我个仔叫我来捐的。”走。

P.S. 今天（16日）早上，收到一“紧急通知”，集团组织第二次捐款，至少一百。明白了，原来世道就是这么简单，少于一百，没爱心；一百，爱心合格；多于一百，很有爱心。看见别的企业也捐不少，赶紧再搜刮一轮，显得它多有爱心。地震终会过去，扭曲的楼房也可推倒重建，但威权还会长期盘踞我们的生活，被扭曲的心灵和价值观也未知何时能舒展复原。威权下的所有人都是蒙难者，我们的相互关爱、携手自救不会止于这次灾难；而地震幸存者的求生意志，也激励我们对未来的渴望——尽管所有人都承受着重压。

都坐过滑梯吧？满心欢喜地爬到高处，一瞬间就滴溜溜地降回地面。《致女儿书》的内容和给人的兴趣也一样，瞬间从高处跌到地面，哦，不，地窖里。它有诗一般的画面作开头：

夕阳下，一座大型火车站的道口，很多列车在编组，在进站，层层叠叠压在一起，像有人在拉无穷大的手风琴。你从暗绿色的一节车厢露出身子，跳下路基，圆圆的笑脸，戴着嵌有蓝珐琅圆帽徽的无檐帽，穿着沉重长大的俄式黄呢子军大衣，帽檐和双肩披着一层光芒，是一个远方归来休假的女兵，满心欢喜，迫不及待。

这一章谈的是他这一家子的来历，却从北京猿人谈起，和胡兰成的《山河岁月》一样，极具个人色彩的满篇胡话却又引人入胜。第二章写王朔爸妈，少温情而多诚恳，待说得和老妈吵架一段，总也叫人唏嘘。第三章写……算了，不忍卒读，不提了。目录上还有几个章节甚捉眼球：“我的前后道德观”、“我的违法记录”、“与其他女人的关系”……但翻遍全书不见踪影。我以为这几章被和谐了，后来从跋中发现，居然是王自己写不下去而放弃了！

对于这种蓄意的欺骗和书本质量的低劣，我并不生气，而是悲凉——王朔彻底老了，尽管有漂亮的题材和开头，但他都无力为继了。作为文化符号的王朔，其实早就只能缅怀。（http://bingoyxc.spaces.live.com/blog/cns!AD5F65B01077A463!257.entry）在天安门的血色刚刚消淡的年代，王的四本合集（我不能确定是否正版）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开山斧、远航舰队的破冰船、南昌起义的第一枪，而后来的《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则只能是从井冈山冲下来的第二拨红军战士。如此粗旷的力度注定不能持久，就象切·格瓦拉只能死在丛林游击战里一样——他不可能有耐心等到卡斯特罗老不行了才教导古巴人民怎么摆弄手机。同样的例子还有星爷，我在高中时看了《大话西游》就想：天啊，你让我如何看你以后的作品？可见我在高中就是个人精。

其实老了就老了，无须痛惜也无须解释。很多作者都在某个年代取得罕有的高度，也使自己和那个年代永远地粘连在一起，再不前进。这不挺好吗？时代的坐标了。王老师能不能就此甘心，过衣食无忧的日子颐养天年呢？不清楚。当然，如果他觉得写作已经和他是生命粘连在一起的话，那不妨继续。只是……唉

好了，王老师，让我们就此拜别吧。我会怀念您，但再也不看您的书了。

陈丹青卖得最火的书应是《退步集》和《退步集续篇》，然而我却不买不看，因为听说那两本书是陈老师潜行名校经年、一朝得道恍然悟出国内教育体制原是垃圾的心血之作，由此可见其错误之严重：既诋毁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又有惊乍于阿妈原来是女人的矫情——国内的体制，需要您陈老师几年才能参透？我不原谅他。

幸而陈老师是有慧心之人，及时发现错误，出版《纽约琐记》来补救。正如陈在序言中所述，《纽》是其近年所出的三五本书中，尚可读的一本。书中有陈老师82年初到纽约时的一张照片，相中人面有菜色目露凶光，直勾勾地望着镜头，愣得象刚到广州火车站的农村青壮，狠得象东京街头指名手配的通缉犯。这种饥饿与凶狠，除了因体内白菜馒头白开水营养值过低造成，更因陈对艺术的极端渴求和纽约艺术品极大丰富相匹配而流露。凭此信念，陈老师横扫了纽约多个美术馆和画廊，沉得住画室被拆的颠沛流离，才修得成今日之风景。

《纽》的内容繁杂，海龟式的勇毅、割裂、思乡、返身固然诚挚（陈老师旅居纽约凡18年），但最值得看的是描述美术馆和画廊两章。那是陈的原初状态，既须为物质贫瘠计量，也最能心无旁骛地欣赏吸收艺术。商业的脂粉气既未爬上油画，那流连和驻足就显得纯粹。在那里，陈接受着数不清的大师和历史沉淀的洗礼。美术馆收藏的都是名画，观者虔诚礼拜；画廊则是画家（画师？）的自由市场，合着无声的吆喝，待价而沽。作品名声的高昂或消沉，就象丛林里的开花与落叶，平常得尽可忽略。寄寓着人类想象力拓展的艺术品，又因人类想象力的匮乏，终于要以钞票才能成为其良莠的标准及流通的凭据。也藉着此标准，陈得以名成利就，然后，他有这样的慨叹：

“在世纪末，我发现自己宁可不是个艺术家，庞大如火车站的艺术博览会几乎要摧毁我对艺术的最后信念。我梦想是个敦煌洞中的奴隶兼画工，如今谁都尊称他们是艺术家；我也宁可如少年时在山沟里为新嫁娘的木箱木床画上龙凤呈祥，为死者的骨灰盒画上松柏常青，然后在红白喜事的宴会上分得一副碗筷，听乡亲口口声声称我是大画家。”

从18年前初到纽约身无长物的青年，到名成利就的中年，再到心思纯良只知提起画笔的原初，陈丹青这个圆，画得异常圆满。

突然收到集团的一份通知，组织交友联谊活动云云。再看报名表，顿感组织之关怀简直无微不至，热泪立马盈眶，感动啊～～～～